为什么处决要公开进行

处决一个被判刑的人，可以悄无声息：在地下室里，没有旁观者，几分钟就能完成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人们却并不这样做。行刑台要搭在广场上或城门旁，日子要选在集市或节庆期间，判决要当众宣读。这既昂贵、麻烦又危险，而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。

在旧有的权力逻辑中，犯罪不只是伤害了另一个人。它还意味着：法律可以被违反而不受惩罚。因此，回应也必须公开。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把它描述成一场戏剧：被判刑者的身体成了舞台，王权在上面再次展示自己比任何一个人都强大。判决当众宣读，法律不再是一条抽象规则，而是一股会专门找上你的力量。

这就解释了那些乍看多余的细节。穿过整座城市、通往行刑地点的漫长道路。尸体被留在显眼处示众。头颅被挂在城门和桥上。这个标志必须在人群散去后继续发挥作用。而人群也总是乐意前来：行刑日几乎像节日一样，人们成家结伴前来，商贩则售卖食物和印有被判刑者“最后遗言”的小册子。

这套剧本依赖所有参与者的配合。传教士解释道德，死刑犯忏悔，刽子手干净利落地完成工作。被判刑者的角色早已写好：忏悔，并警示他人。但它不断失灵。刽子手失手了，人群嘘的就变成了他。被判刑者神色镇定，甚至在行刑台上开起玩笑，于是他成了当天的英雄，而不是警示他人的例子。

人群还有另一种自己的生活。争取放宽英国法律的改革者喜欢引用一个观察：扒手会在处决扒手的人群中行窃。如今我们无法核实这种情况到底有多普遍，但这一论点曾在19世纪初的议会中被提出。半个世纪间，死罪的清单也缩减得几乎所剩无几。

处决不再公开，并不是出于仁慈。广场只是失去了作为舞台的实用性：聚集起来的人群很难控制，而报纸即使没有人群，也能传播那些细节。

处决被藏到了围墙之后。外面只留下官方公告，以及监狱上方的一面黑旗，表示判决已经执行。整场 spectacle 被压缩成一行字，但它要传达的仍然完全相同。